妈妈做了小姐后,我要找到她

发布时间:2023-04-30 04:01:58

妈妈做了小姐后,我要找到她

这年放寒假时,县教育局长找我到他的办公室,其实就是他在中心学校里开的商店。他说巴拉学校因没有老师已停课三年,你去吧。

我是志愿者,只能服从调动,而且每次调我去其它学校都是因那里有麻烦事。不过我对教育局长感觉挺好,他曾是果敢同盟军的老兵,年轻时从中国跑到缅甸打仗,算是有理想的那代人。再说他几次和我聊天,讲了他九死一生的往事。

这种私聊有自己人的意思。

我问他,既然打完了仗为什么不回家?

他头一摆,那么容易回去?败兵败将有什么脸回去。

我小声说,很多人都在缅北发了财,全民皆兵贩毒嘛。

他说人跟人不一样,他不沾毒品,否则早成亿万富翁了,也成了世界人民的公敌。

出发前,老局长嘱咐我,要扎扎实实干,在缅北当志愿者老师不比那些传教士差,人有了文化才能拯救自己,才能有人生目标地活下去。

巴拉学校是山里的村小,十几年前欧盟援建的,一排平房三间教室,外加一间竹屋是我的宿舍。竹屋后边斜坡上建了两小间祷告室,白砖墙上用红油漆描了个十字,这使我站在教室前,深入地去想当初建这个学校的那些人:我想象其中有一个金发碧眼的欧洲女性,她穿着格子衬衫、挽着袖子,不但领着蒙懵的山民盖起了教室,还习惯性地修了一个花园,种了芒果树及香蕉树,甚至还有柠檬。

当我扫视整个校园后,发现只有几亩地上种着玉米,但玉米地的边上茁壮耸立着香蕉树、芒果树以及柠檬树,还有几棵巨大的树上吊着无人理睬的菠萝蜜。

这情景令我更加凝神屏息地想象那个可能已离开的建校人。接着我在教室的外墙上看到一块金属牌子,上边有欧盟的五星圆环标志,还有用英文压刻的字母。

我的内心油然涌起一阵海浪般的感动,立即从包里取出一件T恤当作扫帚和抹布,开始清理教室内从宇宙落下的灰尘。

当我开始粗略地擦教室的玻璃时,实际上在我眼前只剩下完整的两块玻璃,我发现几米外的香蕉树丛里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女孩,她梳着齐耳短发,眼睛圆而大,如剥开的荔枝,尽管衣服破旧,但毫不影响她的漂亮。

她安静地站在那儿看我,眼神充满疑问与好奇。我停下手告诉她自己是新来的老师,学校就要上课了。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没有回答,眼睛仍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令我想到了山里传说的诡异事件。

我用了一周时间把教室及周边卫生打扫完,还去县里买来工具和钉子,将东倒西歪的桌子凳子重新修好。

学校重新开张前,我找到村长请他通知各户让孩子们上学,村长马上扯开嗓子叫来他的五个孩子。他眼睛闪亮自豪地说这五个小娃都去上学。

村长有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已结婚。后来我见过他那三个已出嫁的女儿,大的不过二十出头,老二老三也就十七、八岁,每人都带着一两个小娃。

我觉得这个村长是个好干部,他能自觉执行上级命令。政府有命令,各户凡适龄小娃都得上学。

实际上在当地,父母不愿让孩子上学,在刀耕火种的半原始山区,没人能明白上学有什么用,去山上干活才是生存中的紧要大事。

因此政府会派兵抓不上学的孩子,还要罚款,逼得山民们想出一招,让小娃轮着去学校,我曾有一个学期愣是没弄清班里的学生都叫什么名字。

开学这天第一件事是报名收学费。政府说这里是罂粟种植区,已搞替代作物多年,种橡胶、红花、芦谷及咖啡、甘蔗等的农民已不缺钱了,所以学费由人民币一百五十元涨到了二百五十元。

但当我收学费时,见那些妇女从胸口掏出来的钱都是十元、五元和一元,我就知道这油腻的钞票都是费尽心思攒出来的,钞票不知在她们的两乳间藏了多久。

那个站在香蕉树下盯着我看的齐耳短发女孩也来了,她半张脸躲在一个黑瘦、干瘪的老妇身后,半张脸露出来看我。

老妇从胸口处掏出一卷钱费劲地展开递给我,我小心地数了下共一百三十七元。

老妇神情羞涩地看着我没说话,我看老妇刻满穷困生活的脸,又看看躲在她身后的女孩儿,低头看到她脚上已裂口的拖鞋,从桌上的钱中挑出一张干净点的十元递给老妇,告诉她拿回去留着买盐巴。

还缺的一百多元肯定是我垫付了,每次开学收学费我都要垫付一千多元,同时我的心也要挣扎着剧烈跳动。为此,虽然每月有一百五十美元的津贴,我仍过着极简生活。

女孩跟着老妇离开,我看到她几次回头看我,眼神突然像个大人,令我有一瞬无比心酸。我自忖,这个志愿者再干下去早晚要抑郁。

在世界各贫穷地区干过一阵的志愿者,大多都有抑郁症倾向,还有的人因此自杀,更多的志愿者回国后最终也是离群索居。

那个让我的心在刀丛间颤动了一会儿的女孩儿叫马卡。

她像山里所有人一样,说不出自己几岁,填年龄一栏时,我都是根据学生们身高估计的。有些男生已长出喉结、嘴唇上显出胡须的痕迹,女生胸口有了凸起,我就填十五岁以上。反正他们都很干瘦,基本上也都营养不良。

马卡登记的年龄是十二岁,学校关闭前她上过学前班,这次重新上课,我让她上一年级。

第一天上课,七十八个大小不一的学生按学前、一、二年级分在三个教室,马卡坐在一年级最后边角落的课桌前。她大大的眼睛上有长长的睫毛,神情孤寂坐在那儿静悄悄地看我。

实际上,开学的第一周我变成了保姆。全校就我一个老师,我像旋风一般在三个教室里忙乱地处理各种意外。更头疼的是,一些学生报名后,来上课的不是哥哥就是姐姐,或是弟弟妹妹轮着来。几天后,我干脆不点名只数人头,人数够了就行,至于多一个少两个我也不在意。

马卡一直稳定地坐在角落里,每天早上她都比其他人早到学校,然后就坐在离教室十几米的石头上盯着我看。有时我走到她跟前问她话,她马上走开站在更远的地方,这令我十分疑惑,难道我是传说中的鬼怪?

我在课堂上经常向她提问,但她每次都站起身低垂着眼睛不回答,我甚至把她叫到黑板前念拼音,她也只是看着我不张嘴。

我问一年级班长,马卡为什么不说话,班长说马卡只和她的姥姥说话,也不和村里的小孩玩儿。班长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又告诉我,“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她的妈妈是我们景颇族”。

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没什么奇怪的,但我瞬间明白了班长告诉我,马卡爸爸是中国人的含义。

在缅北,很多中国人娶了当地姑娘,但最终却抛下了妻子儿女溜走了。几年前我曾在山里管理一个儿童庇护营,孤儿中有一半是中国男人遗弃的孩子。

更令我震惊的是,当时在我们志愿者进村的第二天,村长就拎着喇叭满村警告女人不准和中国人来往,发现了就烧房子将全家赶走。

我知道了马卡有中国血统后,狭隘的民族意识一丝丝从骨缝中冒了出来,而且怜悯之心、爱佑之心等等令我更关注她,甚至倾向性地干涉孩子间对马卡的戏弄。马卡能看出我使用权威的含义,但她仍紧闭嘴唇,总是敏感小心地离我几米远。

我意识到马卡的敏感、小心翼翼以及尽量与人保持距离,都有具体原因。

开学以后,我把学生按组分开搞集体卫生。为防止代代相传的女人服从男人的陋习,防止男生让女生干活,男女生分别分组。但即便这样,人性中的卑劣却在受歧视的女生之间出现了,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同组其他女生让马卡干活最多。

一天下课后,我返回教室检查,见其他几个女生坐在课桌上,马卡一个人在扫地。

我问,为什么让马卡一个人干活?几个女生低头弯腰不语。

我很生气地让其中一个女生扫地,其他人就在一边看着。

我问扫地的女生,老师只让你一个人扫地对吗?她懦弱地小声说:“对!”

我大怒但又无可奈何。我直接对所有女生说,老师让一个人干活是不对的,是不讲理也是欺辱人。而你们几个人不干活,只让马卡一个人干,也是错误的。

当务之急是制止以多欺少,以强欺弱的事,至于道理则要用几年时间慢慢讲。

泼水节过后上课,因为我允许学生们多高兴几天,学生们在学校依然互相泼水玩。

马卡一个人蹲在花丛后边,瞪着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几个男生像是商量好了,将一盆水里放了石子及树叶,然后悄悄接近马卡,把水泼到她的身上。

马卡瞬间如惊弓之鸟般跳起身,跑到教室一侧,目光中露出冷冷的神情。

几个男生对马卡这样泼水,绝不正常且带有恶意。

我问所有学生,为什么过泼水节?学生们说是为了玩。我把泼水节的来源及泼水的含义告诉了学生,我说泼水是祝福,是祝愿人人有美好的生活。

我让几个男生给马卡道歉,几个男生问我道歉说什么,我说对着马卡低头弯腰,说对不起。几个男生看着我惊慌失措,让男人给女人低头道歉是千百年没有的事。

同样,马卡也惊恐地站起身跑到教室里最后一排坐下。我给学生们讲了尊严、尊重、男女平等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我知道说这些早了点,但我必须说。

有个星期天,我溜达到村外山脚处,看见马卡拎着柴刀背着一梱柴从山上下来。我站在小路上拦住她,问她怎么一个人上山砍柴。

马卡看我一眼便低下头,欲从我身边绕过去,我说老师帮你吧。马卡没说话,低头继续往前走,我感到她太奇怪了,怀疑她是否有什么自闭症。

过了几天,马卡没来上学,我想去她家看一下,那天正好是赶集日又是星期天,我决定去县里赶集,顺便给马卡买几件衣服和拖鞋。

走了十几里山路到了县城,集市上人很多,街道两旁都是当地人在卖蔬菜和水果。我边看边走,在熙攘的人流中看见马卡和她姥姥蹲在地上卖东西,似乎有一些青菜及一塑料袋芒果,一个竹篓放在一边。

我悄悄走到离马卡不远处的台阶上坐下,就是想看她卖东西时是否说话。但我发现每逢有人问价时,马卡只是伸出手指示意,仍然没见她张嘴。

我因此断定马卡有某种心理障碍。

我看见马卡不时左右晃着头,从人流中看对面。街的对面是一个小姐店,几个年轻女人坐在竹椅上聊天。我心想马卡怎么对小姐店感兴趣,不知是因为她们涂汁抹粉还是穿着妖艳。

我坐在台阶上正迷糊惑不解,也来赶集的村长看到了我,他站在街边大声喊,“老师你也来赶街?”

我连忙向村长走过去,我不想让马卡发现我,但马卡很敏感,她扭头看到了我,快速挪到她姥姥另一边蹲下了。

村长对学校挺关心的,常让村民到学校帮忙搞卫生,还让他的小娃给我送菜和水果。我拉着村长走到街对面,在小姐店旁边的小商店买了几罐啤酒请村长喝。

马卡的姥姥也看到了村长和我,从街对面走过来,把手里几个芒果恭敬地放在桌子上,我连忙又买了一袋面包和两瓶水,让她拿过去给马卡。

村长说:“我听小娃说了,老师对学生们很好。”

我说这都是老师应该做的。说实话,我对村长的几个孩子关心得更多。尽管学校是政府的,但那些当官的从不理睬山里的学校,远不如村长有作用。

说了会儿话,我问村长马卡家的情况,为什么马卡跟姥姥在一起,怎么不见爸爸妈妈。

“老师你别生气,马卡的爸爸是中国人,跑回到中国去了。”村长说。

我问:“她的妈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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