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月咏幻】

近日一篇标题为“4月起高中生出演AV解禁”的文章在日本和中国社交媒体同时刷屏。单纯看文字意义，会直接理解为“日本从2022年4月起允许高中生出演AV”，但事实并非如此。

新闻截图

骇人听闻的新闻，其实只是法定年龄调整

严格意义上来说，以往的日本公民在20岁才被认定为成年人，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被《儿童色情禁止法》保护，禁止出演相关影视剧。而18和19岁的个体虽然不算儿童，但由于没满20岁，哪怕是签订了出演合约，只要没有监护人的同意，也是可以解除合约的。因此实质上相关行业能够拍摄的年龄段都是20岁以上。一些影视剧里自称为高中生的，其实都是超龄演员假扮的。

而从2022年4月1日起，日本的新民法施行后，18岁被认定为成年人的门槛。这就意味着个体只要高中毕业前满了18岁，就可以以真正的高中生身份来参与AV演出，造成了事实上的解禁。而只要真的出演了，就可以光明正大地打出“现役女子高生”的招牌来吸引购买者。

这对相关行业而言无疑是一种新的“内卷”，只要能让更年轻的女孩子出演，那高概率就能更好地吸金，从而开出更好的薪资来吸引女孩。在日本目前的社会现状下，唾手可得的工作机会和高额报酬，恐怕会让很多女生落入魔窟。

未成年人性交易向来是日本社会公开的秘密。连《头文字D》的女主角都涉及了。

动漫配图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使其免受性犯罪的危害，日本政府从1999年起就将未满18岁的卖淫行为入刑，2014年开始将儿童色情也列入刑法。从2014年开始，哪怕是单纯的出于兴趣爱好而在自己的硬盘里存储了儿童色情内容，也会被警察带走接受调查。

不得不提，但是又很难提的日本色情产业

日本《儿童色情禁止法》严格规定未成年人不允许拍摄AV，背后的事实是成年女性因为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不得不入行，甚至有被迫/被骗进入这个行业的情况。由于新冠疫情造成劳动力需求减少，从2021年开始就有很多日本女大学生失去了普通的打工收入，不得不辗转于各类夜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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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色情产业大致分为两块，也就是成人视频和卖淫行业。但这两个版块在理论上来说又都是非法的。而风俗行业就更莫名其妙了，合法的内容仅为边缘性行为，如果要进行“本番”，则直接归为客人和女孩子之间自愿擦出了火花，属于两者的个人行为，而非店铺所提供的服务。

鼎鼎大名的新田飞地也是类似的原理，每个店铺都是料理店，顾客进去了之后也就是女孩子陪你喝酒，至于你们发生了啥都是你们俩人自己的事情。消费完毕之后从店里出来之后还要给你一根棒棒糖，证明你的确在这里是消费食物，而不是干别的。别的店家看到你嘴里的棒棒糖，也不会那么努力招呼你，在你身上浪费太多时间。

这些风俗行业的所谓擦边球，就和日本之前在防疫中体现出的钻法律空子行为一样，属于自欺欺人但没被取缔的行为，所以长期存活在了灰色地带：就像疫情期间一度禁止商家卖酒，商家就想出对策，让客人自己体验调酒，至于调完之后喝掉酒，那就是客人自己的个人行为了。

因此，日本的色情行业一直活在一个合法和非法的交界地中。相关从业者都不知道第二天自己会不会被警察取缔。围绕这种灰色地带，涉黑的组织集团的力量便派上了用场。有的AV导演自己就曾是黑道成员，曾经也有过涉黑AV拍摄在片场或是片场外弄出人命的新闻，但似乎到现在也慢慢变少了。

更深层的女性贫困问题

女性贫困问题一直是日本难以启齿的病症。日本女性就业从来都非常尴尬，虽说有产假和各种保护措施，但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民众的呼吁才慢慢被追加的。真实情况中，日本公司招聘女性时会倾向于分配不够核心的行政类工作。

尤其是很多年前，大企业招聘女性的时候几乎就是当作帮公司里的男性社员找老婆，来设置标准的。这就导致无论是什么雇佣形式，女性的占比都比男性明显低了一大截。

社员男女比例

这就会让很多人都觉得，女性哪怕是先出来上班，最终也还是要回归家庭，变成家庭主妇的。因此很多女性一旦失业，或是因为种种原因成为单身母亲时，就会面临经济上的极大压力：愿意给你一份全职工作的公司，看你是女性就会低看一眼，不愿意重点提拔，或是给的薪酬很低。

对于一个独身女性来说，尤其是怀着孕、带着孩子，亦或是自身有硬性缺陷的情况下，都基本上很难找到体面的工作。这就催生了很多针对这类人群的特殊风俗行业。

坂爪真吾在著作《风俗业界现场》中提到，会有一些风俗店主打母乳或是孕妇主题。这能够让孕妇或是刚生完小孩还在哺乳期的女性能够有机会接待“拥有特殊喜好的客人”，从而获得可能比普通卖淫方式更高额的收入。

某些风俗店甚至还带有日托服务，就是为了让单身母亲能够无牵挂地去工作，提供托育。更有甚者，针对年老、体胖，甚至一些是精神或是智力有障碍的女性，都会提供相应的支援，譬如经济管理支持，或是化妆服务，以此吸引她们进入“魔窟”。

按理来说，从基础收入保障到生活支援，是社会福利应该履行的义务。尤其是这种对女性进行性压榨的产业，虽然看上去好像实现了一定的“义务帮助”，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也都是机构从女性为他们做出的创收里提出的。一些日本的文章认为“风俗业界成为了女性的安全网”，是完全错误且不负责任的。如果这类生活支持必须借助皮肉生意实现，那无疑是社会福利没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

日本属于高福利国家，根据日本宪法，国家的低保是允许穷苦人民过上“健康且有文化的生活”，也就是每个月13万日元左右的无条件低保。这个低保需要申请，如果确实有困难是能够得到帮助的。但从最近的数据上看，在生活崩溃边缘徘徊的贫穷家庭里，非高龄的单身母亲只占了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占比4.6%的单身母亲

如果一个单身母亲只能通过出卖肉体来获得生活所需的基本费用，那么让她不得不走上这条路的就是社会的问题。日本申请低保最大的困难，在于需要联系申请者的家人，确认家人无法或是不愿意支持申请者，才能够批准申请。但实际操作中，很多申请者就是因为家暴，或是和家里人不和而离家出走，才走到了这一步。

有人是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窘境，亦或是根本不想联系家人，这都让他们很不愿意执行这个步骤。甚至还有家人跟政府联系过，说愿意照顾申请者，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做，让申请者不得不又睡上了大街。

日本作为一个“均富”社会，基础岗位的确男女年薪收入差距不大。在年轻的时候，女性也的确不需要靠男人，甚至可以拿到比同龄男性高的工资。但长期的产假也让所有公司都倾向于不雇佣女性。就算社会要求公司尽量不要开除怀孕女性，离岗期间的工作以及为了替代离岗者所多花的人工费也是公司掏钱的。哪怕这个成本政府给了，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来说也终究是很大的负担。于是普通公司基于这种综合考虑，很难给女性更大的机会。

为了打破僵局，一些人开始呼吁推广产假夫妻同休制。这样可以避免只有女性会因为怀孕而离岗半年以上的问题，同时增进男性对于家庭家务的贡献。日本的环境大臣小泉，2020年就以身作则休了产假，就是为了彰显自己为这种平权做出了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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